活动影像自诞生之初就承载着记录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功能。1895年电影第一次放映后,卢米埃尔兄弟大张旗鼓地招募了上百名摄影师,派往世界各地,放映并拍摄电影,数十个国家从此有了电影,并留下了最早的影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迪生公司活动摄影部的足迹也跨越美洲、亚洲和欧洲。他们之后,又有法国银行家阿尔伯特·卡恩的“地球档案”计划更明确地提出用影像记录人类各地历史文化的宗旨。

电影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后,很快成为各国来华人士记录这一国家文化和生活的重要工具。早期海外来华的影像记录者包括摄影师、传教士、外交官、商人、旅行者、探险家、记者、纪录片导演等。几十年间,影像拍摄者从个人到机构,拍摄目的从业余记录到专业创作,影片类型从旅行片段到新闻片、纪录片,影像记录活动日益成熟,不仅成为中国纪录电影的启蒙,也留下了大量珍贵历史资料。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上海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五方杂处的社会形态,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大都会,因此也是海外电影人镜头关注最早最多的地方,在不同年代都有关于上海的纪录电影留存于世。笔者在上海音像资料馆耕耘多年,和历史影像收集、研究团队一起一点一滴地积累着关于上海的影像记忆,尽力丰富关于她的影像图景。此文借世界电影诞生126周年的契机,对一批自活动影像诞生以来海外电影人记录上海城市景象的代表性纪录电影作概要性地梳理介绍,重点介绍电影诞生之初的上海影像、苏联电影人镜头下的上海以及改革开放前后海外电影人士拍摄上海的经典纪录片。

发明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因白炽灯泡、留声机和电影摄像机等发明为我们所知。1889年爱迪生制造公司(Edison Manufacturing Co.)成立,一开始主营电池生意,1894年将电影纳入业务范围,包括拍摄影片和销售有其专利技术的电影放映机。1897年8月31日,爱迪生制造公司为其新的活动电影摄影机取得了专利。此后,其活动电影摄影机的部门负责人——25岁的James White带着摄影师Frederick Blechynden开启了为期10个月的环球拍摄之旅。他们先是在铁路公司的资助下去了美国西部和墨西哥。

1898年2月3日,两人乘坐东西方轮船公司的SS Coptic远洋轮从旧金山出发去往远东。由于这艘船在途中受到了台风的冲击,受损严重,直到2月24日才抵达日本横滨。短暂停留后,他们于3月6日抵达香港,在香港、澳门和广州进行了拍摄。4月初他们到达上海拍摄,很快又去了日本的长崎和横滨,并于5月9日回到美国夏威夷。这次远东拍摄之旅的成果中最终有25条短片进行了版权登记,其中在中国拍摄的有13条,内容为上海、广州、香港、澳门的风光、交通、社会活动等。

这些活动影像的原始胶片因年代久远,硝酸盐底片变质毁坏,早已不复存在。幸好当时为了版权登记的需要,爱迪生公司将早期拍摄的影片逐帧画面制作成纸质复印件保留下来。如今我们看到的短片都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从这些纸本画面翻拍恢复而来,虽然图像不够清晰,但它们仍然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拍摄中国的活动影像。1910年爱迪生制造公司重组改名为Thomas A. Edison公司,直到1918年终止其所有电影业务,因此现在我们看到的影片多用此名记录。

James White和Frederick Blechynden拍摄上海的3个片段分别为《上海街景》一、二和《上海警察》,每段时长都在30秒左右。街景一所拍摄的地点正是如今的外滩源一带,摄影机正对第二代外白渡桥(当时称“花园桥”)南堍的马路。可以看到那时活动影像还处于婴儿期,摄影师记录的画面只有固定的机位和景别。不过由于拍摄的是交通要道,镜头前车来人往,信息非常丰富:行人、独轮车、自行车、人力车、马车纷纷亮相,交通工具靠左行进,远处依稀可见苏州河北岸的西洋建筑。街景二几乎是同一位置拍摄,只是镜头略微变换了角度,在桥旁边能看到英国人为纪念其驻华使馆副领事马嘉理所立纪念碑的模糊影像。几个坐在人力独轮车上穿西装的外国人经过镜头前时还脱帽致意,似乎对活动摄影机这一新事物并不陌生。《上海警察》则拍摄了上海租界的各国警察列队出巡的场景,骑警、步警身穿制服往不同方向出发,似乎是要去执行重要任务,画面右侧还能看到一些围观的百姓。

这些早期拍摄的电影短片,一方面是爱迪生公司为向美国观众介绍世界各地风光而制作的旅行宣传片,另一方面也是美国经济向远东拓展的一个间接产物,正是因为美国至远东轮船航线的开辟和轮船公司对电影公司的资助,才使东西方通过活动影像在文化上的交流得以实现。120多年后,看着这些画面,我们仍然能如此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上海的都市面貌和鲜活气息。

除了爱迪生公司的短片,清末时期还有两段珍贵影像值得一提。一是1901的南京路和外滩,由英国沃威克公司 (Warwick Trading Co,) 的摄影师Joe Rosenthal 拍摄,影片为固定机位和景别,拍到了上海街头的各色行人如骑自行车的英国妇女、印度巡捕、德国士兵等。二是1909-1911法国百代兄弟公司拍摄的上海影像,拍到了上海老城厢一带的市场和行人、摊贩、独轮车,还有最早的虹口三角地菜场、城隍庙茶楼等等。可以看出,经过十来年的发展,此时电影记录下的场景和镜头显然已经丰富了许多。

美国导演本杰明·布洛斯基(Benjamin Brodsky)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很多传奇性故事。这位俄裔犹太人极富经营头脑,1909年就在香港成立了“亚细亚影剧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电影摄影机构之一。1912年至1915年间,布洛斯基从香港出发,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北到广州、杭州、上海、苏州、南京、天津及北京游历。他用电影胶片记录下当时中国各地的城市风光、市井风情、人民生活百态和文化习俗,并配以字幕表达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观感,制作成一部影片《经过中国》(A Trip Through China),这是关于中国最完整也最长的早期动态影像记录。

该片1917年由美国Supreme Feature Films Company发行,全长108分钟,其中拍摄到上海的部分长达20多分钟。布洛斯基注意到,20世纪初,西方世界已经开始依赖蒸汽和电气,而在刚刚结束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国,依然以人力为主要生产力,因此他在片中捕捉了不少靠体力劳动求生的底层劳动者的镜头:苦力拉着人力车、独轮车奔走,运木工人、码头工人,贫穷的水上人家,建筑工人筑路、打夯,服刑的犯人做苦工……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布洛斯基所观察到的各种庶民生活的面貌,而从这些镜头折射的和富人生活的鲜明差异,以及和租界繁荣景象的强烈对比,可以看出拍摄者对于上海社会阶层差异的主观表达。布洛斯基在影片字幕中时常从美国人的角度对他所看到的中国加以黑色幽默式的评论,也传达出当时中美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巨大差距。

另外,片中还拍摄了1915年遭遇强台风袭击后的上海城市面貌和在大街上以极刑处决犯人的画面,记录下当时国内紧张的政治局势。影片中对于上海的活动影像记录有不少历史之最,包括苏州河、乍浦路桥、外滩公园、北外滩外虹桥、老上海跑马厅、洞庭山码头等镜头都是目前可见最早的。

十月革命后,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苏联电影人也将视线年代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联摄影师镜头下关于上海的影片有三部最具代表性。

1925年,莫斯科至北京的航线首航,苏联导演B·A·史涅伊吉洛夫和摄影师布留姆搭乘飞机,从莫斯科途经蒙古到中国进行考察。他们用在北京、上海、广州拍摄的活动影像素材,编辑完成了纪录片《伟大的飞行与中国国内战争》。此次中国之行发生于1925年7至8月期间,正值五卅运动之后,中国国内掀起了反帝高潮,导演史涅伊吉诺夫要拍摄一部表现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影片,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真实呈现在西方观众面前。全片总共6本,后3本是关于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各1本。苏联《真理报》曾对这部影片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它“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新闻片”,而是达到了“社会生活史诗的宏大规模”。后来,该片更名为《东方之光》,作为苏联在国外上映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片在西欧许多国家放映。影片分别记录了冯玉祥将军检阅部队并发表演讲、军队操练演习的画面;北京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和北京古代建筑、街道市容、郊区农村;五卅运动后的上海:黄浦江中停泊的各国军舰、繁华的租界生活和工人罢工运动等镜头;革命中心广州的城市街景和人民生活、工人运动领袖以及黄埔军校演习训练等历史影像。

成片中关于上海的部分约14分钟,除了拍摄到外滩、南京路等繁华的市中心地带,大部分篇幅用于展现上海劳苦大众的生活和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工人运动。北外滩耶松船厂、招商局码头上的工人劳动、闸北的上海总工会罢工委员会、英国工厂和外国领馆门口、田头劳作的农民、群情激昂参与罢工的工人们……在这其中我们还发现了导演史涅伊吉洛夫和工人运动领袖、早期领导人张人亚在一起的画面。这些都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关于五卅运动最为丰富和珍贵的影像记录。导演在后来撰写的《1925年我是怎样在中国拍电影的》一文中回忆了他在上海拍摄时同租界当局还有军阀方面斗智斗勇的过程,以及影片素材运回苏联时遇到的各种艰难和阻碍,这些珍贵画面得以保存下来让后人所见,实属不易。

如果说《伟大的飞行》还是苏联电影人对中国革命题材纪录片的一次实验之作,那么《上海纪事》则是他们第一次有计划有意识创作的完全以反映上海社会现实为主题的纪录片。这部黑白无声影片长达52分钟,主创者为曾经协助爱森斯坦拍摄《战舰波将金号》的苏联电影导演雅可夫·布里奥赫。他于1927年春来到上海,拍摄了这部新闻纪录影片,用胶片展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上海的真实情况。

布里奥赫和摄影师斯潘捷诺夫到达上海不久,就经历了领导的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成功、欧美列强大举增兵、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颠覆性的历史事件。在的笼罩中,布里奥赫可以说经受了比史涅伊吉洛夫更为惊险和艰巨的考验,他们必须在当局、租界巡捕和各类匪帮的严密追踪阻挠下完成整部影片的组织、沟通和拍摄工作。布里奥赫以他独特的布尔什维克视角纪录了这些历史时刻,并且着重把目光聚集在上海社会最底层的苦难劳工身上。影片重点拍摄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内反动派屠杀工农以及上海贫富悬殊、华洋之间极不平等的社会病态现象。它用画面场景强烈对比的手法辅以政论性的字幕评论来表现当时的上海,这座城市不仅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与中国无产者的地狱,还是东方传统风情与西方现代事物并存的大都市。

影片内容涉及当时上海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结构清晰、观点鲜明、制作精良。虽然该片从没有在国内公映,但其中的老上海镜头却一直被许多新闻纪录片广泛引用,成为世界纪录电影史上不得不提及的一部名作。

这两部拍摄于20世纪20年代纪录片让我们看到,苏联电影人不再满足于电影诞生初期迎合域外人士的猎奇心态,只是记录外国人所没见过的中国景象,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更多地关注中国城市中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即使是拍摄繁华大都市的热闹景象,也要通过展现劳动阶层的支撑来探究繁华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透过拍摄对象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出这两部影片对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给予深切的同情,也对中国人民的抗争致以敬意。

1949到1950年间,苏联和中国的摄影团队用彩色胶片合作拍摄了大量记录新中国成立及初期国家面貌的活动影像,并根据这批素材制作了《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锦绣河山》三部大型彩色纪录片。其中由苏联中央文献电影制片厂和中国北京电影厂联合摄制的五集系列彩色纪录片《锦绣河山》中的一集《人民的上海》片长约18分钟,讲述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和人民焕然一新的生活状态。导演是《解放了的中国》的编导格拉西莫夫。

影片从一组晨曦中的上海大厦楼顶俯拍外滩及苏州河的大全景开篇,伴随着外滩钟楼的钟声,预示着新一天的开始。南京路上的商铺洒扫迎客、小朋友们在普希金像前聆听老师的教导、码头工人在辛苦挑货、城隍庙里老字号的学徒跟着师傅学手艺、衣着时髦的街头行人、热闹的街市、时任上海市长陈毅走下汽车步入市政府大厦、青年学生们手持书本走进复旦大学、国棉一厂技术娴熟的纺织女工和工厂托儿所的孩子们、人民广场上举办的农业展览会以及陈毅市长与劳动人民一起参加在中山公园举办的重阳节游园会……这组色彩明亮的历史影像诉说着解放一年间上海这座城市的蜕变,从战火中走出的上海百姓,终于迎来了全新的生活。经过电影工作者多年完好的保存和上海音像资料馆的努力搜集,现在的观众又可以毫无障碍地回望解放初期上海的城市风貌。

文革时期,外国电影人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拍摄纪录片,产生广泛国际影响的有两部,一部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另一部是荷兰著名纪录片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与其夫人法国导演玛塞琳·罗丽丹·伊文思合作拍摄的《愚公移山》。安东尼奥尼在中国只有短短22天行程,伊文思这部12集巨作则历时5年才完成,片长12小时,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从山西大寨、东北大庆油田、南京某军营到北京的京剧团,伊文思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972年底到1973年,伊文思摄制组在上海电机厂和第三医药商店拍摄了半年多,最终编辑成三部纪录片:《上海电机厂》《上海第三医药商店》和《上海城市印象》。前两部是以特定单位中的人和事为主要拍摄对象表现上海城市中的工业和经济发展状况,后者则是导演通过拍摄城市中百姓生活、衣食住行、商业服务等各种细节对上海总体印象的展现。影片通过大量实时的采访对话和细致入微的观察记录下许多普通百姓的生活,为上世纪70年代的上海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看过这些影片的人们肯定对以下场景印象深刻:上海市民排队买早餐、店员炸油条、刚出炉的青团和甜粥、一碗碗待煮的酒酿小圆子……导演一边拍摄一边和早餐店店员及用餐的客人们对话,画面中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在熙熙攘攘的小菜场,镜头不仅对准了菜贩和各种鱼、肉、蔬菜,也对准了写着菜价的牌子,画外音则用一些数据分析当时上海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医药商店的女职工周末和丈夫孩子回娘家,女婿自觉地洗衣做家务,妻子和老丈人则在一边看报、听音乐,这个场景曾令多少人对上海女婿赞不绝口。

197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日友好条约正式签署,此时的中国就要迎来改革开放的时代。纪录片导演牛山纯一和许多日本人一样对中国充满好奇。他来到上海,拍下了一部轰动日本的纪录片《上海新风》。擅长影像人类学记录方式的牛山纯一并没有选择广为人知的人物或上海的地标建筑,而是走进寻常百姓家中,用镜头捕捉上海静安区张家宅里弄居民的生活。这部时长72分钟的纪录片成为日本人了解中国现代生活的第一部影像。

影片从张家宅市民早起买菜、吃早点开始,详细列举了上海的菜价和食物价格,不少场景和伊文思镜头所关注的内容有些相似,不过其解说词更加生活化并且富于幽默感。从退休老人、中青年职工,到学生和幼儿,导演都进行了访问和拍摄。居民在老虎灶打开水、街道阿姨组织打扫卫生、居委会开会、赤脚医生看病、青年谈恋爱和结婚、居民围坐露天一起看电视……这些生活化的场景不仅成为影片的一个个经典片段,也蕴含着那时上海居民邻里间的亲密关系和温情,成为让张家宅居民难忘的记忆。

不知是否巧合还是受牛山纯一的影响,就在《上海新风》上映后的第二年,澳大利亚电影局来华拍摄了5集纪录片《中国人民的面貌》(The Human Face of China),聚焦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各地的普通百姓。其中有一集《永远紧跟世界潮流》也选取了和《上海新风》类似的视角,把镜头聚焦上海彭浦新村一户人家祖孙三代一天的生活。这部27分钟的短片从奶奶买菜、爷爷做饭、孙女在体校训练、爸爸妈妈上班、全家野餐等场景,折射出当时上海人的生活状态,也为彭浦新村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资料。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迈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外国导演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其中不少都关注了中外在文化方面的交流。1981年美国纪录片《从到莫扎特》讲述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来华演出和访问交流的全过程。1984年澳大利亚纪录片《两个国家的孩子》通过来华参观的8个澳大利亚孩子的视角,展现当年中国社会面貌和少年儿童的成长。同年的英国纪录片《上棉十七厂布鲁斯:音乐在中国》则记录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百姓生活中各类音乐百花齐放的景象。这些影片中都有较大篇幅关注了上海,是了解当年外国电影人眼中上海人文化生活的很好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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